到了好几天了，19号到的。落地虽然是晚上，但吹入车窗的凉风告诉我，昆明和成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。
高原上的风，干爽、通透，和成都的潮湿闷热是两个世界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昆明有点像北京，开阔，高远，不拘小节。
我发现自己会把城市分成两大类，一类是北京式的，大气，辽阔，另一类是成都式的（也包括上海、广州等），精致，生活化。
后一类城市的优势是生活方便，例如成都，随便走两步就有吃的，大排档开到通宵，在昆明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常常要走个十分钟才有吃的，而且大部分是米线（云南就没有别的菜了吗）。
然而，细节太丰富的城市难免世俗，少了一种一望无际的辽阔。
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。作为公益创业者，有时候不得不同时面对所有层面的事情，从最抽象的理念、愿景，到战略、项目设计，再到最具体最琐碎的执行和汇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往往身陷在细节中不能自拔，这些细节淹没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，工作变成了例行公事。
所以，最重要的，是必须留出让自己自由思考的时间。就如同在城市中，我们必须时时仰望天空。
在过去的三个月，最遗憾的，是没能给自己更多思考的时间。当然这样说不太准确，事实是我一直在思考，只是不得其法，无法到达思考的终点而已。
到达终点很难，因为自己仍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障碍。前进不仅仅是一个向外扩张的过程，更多时候，它实际是一个向内探寻和觉察的过程。
还记得一开始的忙碌与迷茫。我们算是最早参与救灾工作的组织之一，从5月12日晚上和一些公益组织共同倡议发起联合救灾行动（即后来的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），到14日发布多背一公斤的救灾专题网站，然后17日抵达成都，参与前线的工作协调。刚到成都的那个星期，天天忙着调配物资和协调各方信息，每天从早上九点开始，不停地接电话和开会，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，然后就是各个组织聚在一起，总结当天工作和安排下一步的行动。
即便如此，自己却很清楚，这一切行动都是暂时的。在紧急救援结束后，将有漫长的重建期，那时候，目标不再清晰，联合也将不复存在，每个组织都必须根据自己的使命和能力找到合适的切入点，单独战斗，那才是真正考验一个组织的承诺和能力的时候。而我们的困难在于，对于这样巨大的灾难，我们手头的资源实在太少；而对于漫长的灾后重建，我们又实在没有一星半点的经验。
真是困难。每一天我都不停地问自己："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应该做什么？"
没有答案，直到这种拷问终于变成了抓狂。还记得在5月22（或23）日的晚上，一个人躺在青年旅舍的床上，毫无来由地不停地蹬着被子–那一刻，我想要释放的是什么？
然后去了安置点，于是就有了帐篷图书室，和后来的板房学校图书室项目。这些事情都不算很容易做，幸运的是，在一些朋友和机构的支持下，它们也慢慢地开展起来了。
某些时刻，以为找到了未来的方向，某些时刻，却依旧迷茫。
六月份南都基金会的案例分享会上，我发言的第一句："之前分享案例的同行给人的印象是行动迅速，在灾区做了很多工作。但坦白说，我个人在这段时间是思考多于行动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们能做的，而什么又是我们应该做的。"
我们没必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意志坚决、行动迅速的组织，我们的确有很多迷茫，只要这不妨碍我们的前进。
这些迷茫，一方面来自方法的困惑，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，另一方面，却来自态度和立场的矛盾。
随着工作的进行，开始走访更多地区，更多的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。
汉旺，整个镇都没毁了。这种景象，就仿佛被飞机来来回回炸了五遍，没有一面完整的墙，到处都是瓦砾。
到达富新二小的时候，失去孩子的父母正举着孩子的遗像，围在一起不肯散去。整个富新镇，一栋民居都没有塌，学校的办公楼也没有塌，唯独教学楼塌了。
这整个镇唯一一栋塌了的楼，比整个汉旺的残垣断瓦加起来更加触目惊心。
这一塌，死了137名学生，而报上去的数字是27。
作为身在其中的参与者，不可能对这些事实不闻不问。作为行动者，我们应该面向未来，应该鼓励幸存下来的人们更好地活下去。但作为公民，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，如何面对那些被伤害、被忽略了的人们？
谁能告诉我，我们该用一种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？
这两种无法调和的情绪，在7月1日终于到达了顶峰。
那天下午，我们到什邡市红白镇一位大姐家做旅游业调研。大姐的农家乐在地震中全部被毁了，但她还住在破了的房子里。在房子旁边的地里，大姐指着一个小土丘，告诉我们，她的小儿子死于地震。
过去整整五十天了，坟上的草居然长了足足有一尺高。
问大姐，如果我们提供支持的话，是否想重新搞农家乐。大姐说，她不想赚钱，只想有钱了给小儿子修一个好一点的坟。
红白死了将近四百个学生，但学校只上报了一百五十多。许多人的孩子，连死了被承认的资格都没有。
大姐的孩子，恐怕也是其中之一。
想起坟上的草，时间是过得很快的，许多记忆和事实会慢慢被大众所遗忘，但那些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呢？
朋友在当地做志愿者，他领我们到学校对面的山坡。层层的坡地上，一座座白色的新坟静躺着，布满了整个山坡。细数一下，居然已经超过了一百五十之数。
每个新坟都用两块薄薄的半圆形水泥板盖住，虽然做工粗糙，但已是当地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材料。每个坟前都放着孩子的照片，旁边摆着他们生前用过的物品。有的放着书、作业本和文具，看得出是个爱学习的孩子，有的是花，镜子，一看就是个爱漂亮的女孩，还有的放着篮球，想必是个小小体育迷。
这些物品透露出来的信息如此鲜活，仿佛每个孩子都不曾离去。有些人想抹去他们存在过的痕迹，他们的父母就用这样的方式抗争着。
我们站在山岗上，静默无语。七月的阳光灿烂，风拂过层层的新坟，也是静默无语。
那一刻，我的心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。
回去的路上，车厢里气氛压抑得仿佛要凝固了一般，没有人能说得出一个字。我问自己，我们做的，是否有意义？我们为幸存的人们盖起了房子，建起了图书室，是否真的有意义？是否能再次避免眼前的悲剧？是否能让他们不再遭受被忽略的命运？
每一次拷问都让自己进入更深的无所依恃的境地。我知道自己做的远远不够，但至少开始看清一些因缘。人的生存和富足固然重要，但若没有独立的意志，则难免再次陷入被忽略和被奴役的境地。作为一个公益组织，去帮助人们重建物质上的家园固然重要，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，是那些能够触及人的灵魂的事。
于是在图书室项目中，有了后来的阅读教育。
之后的日子平静如水。我们继续联系书商，组织志愿者踩点，建图书室，同样的，我们也吃饭喝酒，夜夜烧烤。
七月初到长沙做了一次培训，和老曲睡一个房。老曲在几年前就从事法律维权和志愿者的培训工作，算是我的前辈。黑暗中，老曲幽幽叹了口气，"这世道真让人绝望呀。"
两人无语。那段时间发生的事，weng’an的动荡，上海的杨佳案等等，无不让人感到世道的崩坏竟隐隐已势难挽回。而要做一点事，却又如此的难。更别说不管做什么事，似乎都无法阻止这块巨石的加速下滑了。这当中的无力感，才是真正让人感到绝望的吧。
我知道这种绝望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所当然的，身在这个社会的大潮中，在最基层，在远离CCTV和新华社的地方，你无法不感到绝望。但我的训练也告诉自己，尽管这是自己无可逃避的命数，但沉溺其中只会让自己变得退缩和逃避。自己心力有限，暂时还无法从这种状态中脱身，但至少可以保持一点清明的认识。
在情绪的滔天巨浪前，这是唯一保证自我的小舟不被倾覆的力量。
虽然不好受，却终于可以和平地接受。不需要假装忽略，也不需要勉强而行之。就像蜗牛，就算身上背着重重的壳，却也不用忧虑，慢慢爬就对了。
只需要一点时间和机缘而已。
这次来昆明，特意提前了几天到达，在头两天，依然感到烦躁不安，无法专心。
但这正是时候。我推掉了赵晗和小户抚仙湖的邀请，自己一个人留在了青年旅舍。
坐在四楼通道的沙发上，翻着书，看着天上的云，路边的树，和阳台上的花。然后，在某一个时刻，一切就豁然开朗了。
这种难以表达的感觉，如果真要勉强表达的话，那就是：我开始接受这一切了。
不再企求，不再责备，不再自我保护。
我接受这个世界和所处的这片土地，尽管它看起来如此糟糕。我不再站在它的外面或对立面，而是成为它的一份子，接受它的所有。它崩坏，即我崩坏，它沉沦，即我沉沦。但同样的，只要还有一盏灯在亮着，这片大陆就不会黑暗。
我接受我们的团队。我们很小，力量很微薄，工作远非一帆风顺，有时无法被人理解，很多时候还险些难以为继。我们也不是明星，每个人都如此平凡，但当我们走到一起，却做出了不凡的事，并且，在大家身上，我看到了承担、勇敢和内省。
我也接受我自己。接受自己不可预知的未来和日渐老去的身体，接受自己疼痛的背部、糟糕的记性、和偶尔的坏脾气。当内心不再挣扎的时候，我能看得更远，更加自由，一切都很好。
如此而已。
感谢这段时间给我的波折。这样的波折不会停止，它必然再度光临。但每一次，它都会引导我进入更精微的层次。
PS. 这篇算是这几个月来的简单记录，前几天在昆明时写了一半，到广州后写完。
自由 